2011：峭壁上的中国

 

 

关键词：追问真相 通胀困局 城乡龃龉 崛起掣肘 亮点闪烁

 

 

 

今天距2011年的终点还有6天。回顾这一年，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感受，那就是人祸多于天灾，愤怒化为麻木，黯淡透出光亮。如果要用一幅画来描绘这一年的中国，其画意可用“千峰寒色，雨滴岩花”来形容和界定。

这一年，“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沈从文语）。这一年，红色是血，黑色为死神，白色是亮点，灰色为尘埃。这一年，蒙冤的依然在蒙冤，痛楚的依然在痛楚，沉沦的依旧在沉沦，博弈的仍在继续博弈，而平凡的照旧在平凡地活着……这一年，365天中的大多数日子都让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没有谁的感受能越过这八个字的界域。

如果要将2011年的中国用文字来概括，那么，用“追问真相、通胀困局、城乡龃龉、崛起掣肘和亮点闪烁”可能较为恰当，它们绕成了一个中国政经环境的“五环”。这个不能体现奥林匹克精神而像唐僧控制孙悟空的紧箍咒般的“五环”，似乎牢牢地套住了13亿人口大国的脖颈，也将2011年的中国悬挂在了高耸的峭壁上。

 

追问真相

 

2011年的中国快车，一上路就行驶在事件频发和追问真相的轨道上。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虽然死在2010年12月25日，但死亡事件的处理一直拖到了2011年的晚春时节。事件当然扑朔迷离，当地政府给出“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似乎也滴水不漏，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说服愤怒的网民。

诡谲的事件，真相的不明，追问自然接踵而来。一个个问号，像矢箭一般射向乐清海边的一个工地和村庄之间。而上个年度12月29日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的信息，同样也在今年年初得到发酵，网友自发寻找真相的人肉行动，表明老百姓不再轻易相信因公权力缺失的官僚惯性思维了。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县秭归县巡视期间，被人曝出20天共花费80万元的新闻。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当然不是唯一的天价钦差。但在“自媒体”时代，对国家级贫县的一件原本加强对基层政府进行监督的日常工作，在网民对其“真相”的不断追问背后，已折射出阳光下依然有巨大阴影的存在。

2011年9月，湖南邵阳发生沉船事故。当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学生名单，只公布学生死亡人数。然而网民哪肯罢休，纷纷质疑当地政府隐瞒死亡名单和具体死亡人数的做法。还是在邵阳，计生部门被指强行将十余名婴幼儿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属必须缴纳抚养费才能赎回小孩，交不起罚款的家庭，婴幼儿被以收养名义“销往”国外，邵阳调查组给出的官方定论是“无抢婴、无买卖”！如此定论，直让疑团和阴影挥之不去，网民追问内心的疑窦更是迫不及待。

一个邵阳，就发生了两起事关祖国下一代生死攸关的大事。而当地政府事件信息的不透明，逼迫人们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相信最黑暗的那一个。

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连刺八刀致死的药家鑫，承受了这个社会可以叠加的一切对于罪恶的想象：富二代、官二代、药父母对被害人家属的冷漠无情……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处死刑。死后，原、被告民事代理人和律师都被网民指责前后言论极为矛盾。著名歌唱家李双江之子的打人事件，同样牵引出了社会显贵身后存在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可以肆无忌惮地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另一方面却又经不起追问真相的连续拷打。

某些地方政府有分寸地拒绝给予真相的维稳理由似乎很充足，也似乎很光明正大，可人民始终都有追问的权力。从2010年上海静安大火中上海政府到底总共收到多少善款、又是如何发放的追问开始，民众们直到现在也得不到最后的答案，这很是值得人们咀嚼回味的。

2011年最大的两个追问应该是：郭美美和红十字会到底是什么关系？“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公布？答案似乎遥遥无期，人民至今依然在翘首以待。或许，这两个云遮雾罩的事件关涉国家级行政管理职能部门，牵扯到的关系和内幕实在太多，因而必须慎之又慎地去处理。但正因其中有太多的盘根错节，人们的追问才显得沉重和不愿轻易放弃。

这一年，李庄案的诡谲或许来自于这个律师自身品行的无形，还有政治强奸法律所带来的阴暗和无序。大连市某一家炼油公司接连两次发生莫名其妙的大火，再次说明中国某些垄断行业管理水平的低下和视人民生命财产为草芥的漠然心态。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也同样令人深思：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校车安全事故。在所有的事故当中，人们大脑中的一个问号被无限放大：为什么总是校车频发事故，为什么受到伤害的总是无助的学生？是事故学校不重视？是教育部门管理跟不上？还是其背后暗藏了什么宿命和玄机？但从另一个角度反思一下或许就不难理解：如果全国所有各级党政机关少采购一些豪华公车，而将购车经费倾斜给各类学校购置安全系数较高的校车，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和结局呢？

2011年，还有很多真相未被人们揭开：达芬奇家具、故宫事故频发、跌倒老人扶不起、倪萍获脊梁奖、强拆致人死亡，郎咸平访谈等等，皆真假难辨。这一年，最叫人郁闷的可能还是康菲石油渤海湾原油泄漏事件。美国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但它对相关石油公司的处罚却毫不手软。中国呢？不仅听不到任何处罚的点滴信息，连受污染的渔民欲起诉康菲赔偿损失的状子，也没有哪家法院宣告正在接受或正在立案！对此，人们对公权力的信任怎不会又要减弱几分？

追问真相和合理质疑，一切都指向公权力。公权力是一种官吏权威，而官吏权威的内涵则来自于一条古训：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明，廉则威。如果这一条在社会层面上不成立，其后果将是各阶层的相互仇视和社会信任危机的全面来临。

 

通胀困局

 

2011年伊始，各地政府在制定“十二五”发展规划时，纷纷把“幸福”作为施政的主攻方向。北京提出“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目标”，广东提出了“幸福广东”的概念，重庆则夸口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一年即将过去了，五年规划中的头一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呢？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和各项具体的经济政策调控下，对照着过山车般的经济现状，老百姓不免要默默思忖或追问：“你们说好的幸福，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呀？”

应该正视，2011年的国际经济着实令人悲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此起彼伏，美国经济波动异常，非洲和中南美洲的日子也不好过，更有“ArabSpring（阿拉伯之春）”让整个阿拉伯世界杀戮四起和不得安宁。在这种背景下，渐入世界经济运行体系之中的中国经济发生了什么情况呢？世界各国面临的经济困难诸如通货膨胀、削减薪资或裁员等问题，在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而且也同样没能抽身而出。它既严重波动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思想，更严重影响了工薪阶层的生活。

这一年，政府虽然为了应对通胀压力而在金融上采取了银根紧缩和货币发行从紧的政策，还有“限价”、“限购”和减税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但仍使工薪阶层深受涨价之痛。行政干预下的价格管制，在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下将会出现什么后果，这或许是经济官员和经济专家都不敢预测答案的问题。但在事实上，各类经济政策就快速地在全国各地推行了，其结果却是依然未能遏制住恶性通胀的发飙，生活压力让老百姓承受着痛苦和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网上流传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热文。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你若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财政部负责人反击该指数统计方法不科学，权力掮客们则搬出欧洲，说那也是高税收地区。

本月初，国家财政部对外公布：今年的财税收入将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令人欣喜的，因为国库里又增加了很多钱。但国富民未富，巨大的财政收入对应的却是吝啬的福利返还。而纵观世界经济强国和社会保障健全的国家，高税收对应的却都是高福利。在这一问题上，人们总会生发一个疑问：国库里那么多钱都用到哪儿去了？愤青或许会说：用到“三公”开支上去了；愤怒者会怒气冲冲地骂道：被贪官塞进自己的荷包里去了；体制外的人则会嘀咕：吃“皇粮”的人太多了，用到干正事上的钱也就少了。

这一年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是：一方面是金融货币发行适度从紧政策的推进，另一方面却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一方面是财政收入的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是居民生活指数向上蹿升速度大大超过国民生产总值指数的增幅速度；一方面是鼓励居民消费又不增加居民工资收入，另一方面是劳动者的税负一夜之间比往年陡然增加了不少……矛盾的经济运行调控政策，造成了矛盾的经济通胀困局。

2011年度的中国汉字落在了“控”字头上，成了年度词语。“控”，意味着“限”，同时也意味着“伤不起”。“控”与“限”，字义上讲差异其实不大。很多媒体分析，今年的“控”，乃承接着去年的“涨”，以及前些年的“炒”，都意在和重在经济。但窃以为，作为年度汉字，“控”之所指，早已逾越了经济的边界，而与“限”、“禁”等一起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重重围困了思想政治、道德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

广东某些地市和“温州模式”举世闻名，多少盛赞之词从未停歇。但众多的微小企业却在这年年中陷入了困境，老板跑路，高利贷担负者自杀连连。人均GDP全国第一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也在年末出现房价跳水，其中一座偌大的住宅区俨然成了空无一人的“死城”。近十几年来，世人对中国经济发展从未失去信心，可2011年来的一系列经济波动却让人有些惶惶然。这一年，移民潮继续在升温，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富人都在争抢一张张转移财富的船票，而出国留学的人数更是高达36万之多。

为什么有钱的人都要出走？答案很简单：社会生活没有安全感！首先是食品没有安全感：“毒奶粉”“瘦肉精”“彩色馒头”“地沟油”横行天下；其次是个人财富没有安全感：有形和无形资产因为经济过渡波动，缩水或被掠夺的概率过高；再次是社会治安无安全感：全国多起“灭门案”的发生让人不寒而栗，一些城市频发刑事案件，生命安全问题给一些富人蒙上了沉重的心理阴影。总之，安全问题这么现实地横在了人们面前，没有人敢保证自己可以笑到最后。

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所谓恒心，就是“道德”。但“道德滑坡”却是温家宝总理在感叹时的用词。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18个冷漠走过的路人则让时评家们纷纷呼吁道德建设。深入一步再分析，强调道德力量历来是各朝各代都热衷于做的事情，但强调者忘记了一点：道德力量是附着在经济力量之上的。2011年的中国之所以涌现出数不胜数的不道德事件，原因不言自明！

更为可笑的是，2011年1月，在北京东长安街、国家博物馆北门立起一座孔子像。塑像俯瞰众生，这颠倒了中国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士大夫道德裸奔，却要求庶人穿上裤子。笔者认为：竖立孔子像的本意，应是借用其崇尚礼教和道德的主张，来拯救现今世风日下的社会生活秩序，但这一念想却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成了一块掩盖社会溃败征兆的遮羞布！

因为经济通胀的发威，也因为经济通胀带来的道德滑坡，时到年末，人们仍没有看到两者在天幕上喷射出一线曙光。其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而言，与其杜鹃啼血般声声呼唤“反腐”、“限购”和道德回归，还不如真正地还民以恒产，藏富于人民！

 

城乡龃龉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寻找幸福生活不再是一个奢望。中国在成了世界的“制造业工厂”进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以后，进城打工的农民为工业发展、城市经营和活跃市场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城里，所有的脏活、重活和累活，哪一件不是农民兄弟们干着的？他们拿着微薄的薪酬养家糊口，还要面临被“欠薪”和被“克扣”的窘境，有的因为一时冲动的抗争还为此搭上了性命。农民，中国几千年来最沉重的一个词，最能吃苦耐劳的一群，其份量在这一年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减轻，相反却陷入了冲突的泥潭。

客观地说，经济学中的劳动剩余价值理论和级差地租理论在中国现阶段不仅没有失去现实基础，而且还有加剧的趋势。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改革开放运行机制的不健全，中国农民在进城打工若干年后所显现出来的两难矛盾，也就自然而然地表现为城乡龃龉了。

6月6日，潮州古巷镇事件发生。打工者熊某因讨要2000工资与工厂发生争执，被厂方挑断手脚筋，进而引发大批同乡不满，聚集政府讨要说法，要求严惩凶手，当地职能部门无疑对群众诉求处置不当，或是根本不作为，导致群众围攻政府和派出所，进而爆发大规模的打砸烧事件，古巷镇本地居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同样武装组织村民与外来者互斗。整个事件向着升级化发展，导致该地不得不出动武警等实行治安管制7天。

6月10日21时许，四川籍孕妇王联梅在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农家福超市门口经营摆摊档，阻塞通道。该村治保会工作人员见状后，要求其不要再在此处乱摆乱卖，双方因此发生争执。纠纷所引发的群众聚众滋事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的冲突，新塘镇各村开始自发组织自卫队，号召“保卫家园”，微薄上的新唐小年青更是大喊“捞佬滚出去”、“消灭奴隶兽”。现在看来，该事件已远远超出了发肇之初的外来务工人员对当地职能部门的不满和抗议，而是向着族群冲突的方向发展了。

两起事件惊人相似，无论是事件爆发的原因、过程和参与人员都大致相同。奇怪的是，当本外来务工人员一旦向当地职能部门诉求自身的不满时，为何霎时就会转变成了外来人员与当地居民的族群冲突？从两起事件的表面上看，似乎都是由于某件小事而引发的纠纷，但从事件的本质看，实是中国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户籍、就业、劳保等体制性的沉疴和疾痼所带来的城乡人员不相容问题。进城易，融入城市则难矣！在这类纠纷或冲突事件中，进了城的农民完全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一旦陷入困境不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且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的身体、心理和精神遭受深重的伤害。这有全国自杀者中以农民最多而得到印证！

列宁曾说，利益触动每个人的神经。最近在广东陆丰发生的“乌坎事件”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城乡龃龉的另一种图像。

乌坎村村委会将一块集体土地卖给开发商，几年来在当地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3200亩土地陆续被政府贩卖，卖地款项高达7亿多元人民币，而补助款只有500元，其余全部被当地官员私吞。当地居民屡次上访无果，当仅存的一块土地被卖给地产开发商后，激起了当地人的游行示威举动，之后由于军警出面又最终引爆骚乱。目前的“乌坎事件”虽现转机，但矛盾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乌坎事件”说明，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命根子，但城市化的过度扩张必然要蚕食到农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根本利益应该如何得到保障，俨然已成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对于各级政府而言，是要减少社会矛盾的触点、降低燃点呢，还是要将社会管理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以从根本上解决好农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呢？

乌坎事件凸显了中国社会深层次矛盾。据调查显示，中国每年民众集体维权的“群体性事件”多达十余万起，其中强行征地与补偿不足引发的群体事件占到了6成左右。中国社科院表示，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农村的重大事件中65%为侵占土地问题。外媒发文指出，“中国农村的土地名义上归集体所用，但官员们可出于开发目的将土地所有权进行托管，并换取补偿金。不过村民们常常认为补偿金过低，无法反映出土地出让带来的效益。”

中国的城乡龃龉肯定还没有走到尽头，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也因为治理国家的各类法律制度尚未健全。只要这两个前提存在，夹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又处于两难窘境中的农民问题，依然是中国最大和最头痛的问题，也是任何一届政府绕不过去而须高度正视的问题，否则“赤脚的不怕穿鞋的”这句话就不会产生在中国。

 

崛起掣肘

 

中国在迅速崛起，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从经济实力上看，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荷包已鼓得让世界眼红。《经济学人》统计，中国可以一举购买下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全部国债，可以一瞬间解决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即使如此，中国还剩下一半的外汇储备。

如果想象力再强一点，中国可以用不到1万亿美元购买下苹果、微软、IBM和谷歌的股票；全世界最有价值的50个体育机构加起来的价格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百分之二；如果买地，可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就能买下曼哈顿和华盛顿；如果买能源，可以买下今年88%的石油供应；如果买粮食和食品，可以花外汇储备的一半就买下美国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买安全，那么理论上中国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防部，当然美国人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但在中国为崛起正走出去的同时，也要看到崛起的脚步正在受阻。央企在利比亚的损失难以估算，并购外国名企如美国、欧洲的企业经常碰钉子。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看似是友好的举措，但其实是双方或多方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博弈。2011年，用钱买来的朋友、“金元外交”和“援助交际”似乎不大行得通了。世界上存在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斥资36亿美元在缅甸修建的大坝，被缅甸政府叫停；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计划斥资约880万美元买下300平方公里的冰岛土地，也被冰岛拒绝；俄罗斯用推土机驱赶从事耕作的中国农民；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上遇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一年，美国对中国的评价不再遮掩和谨慎，希拉里在接受采访时直接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糟糕透了”。国内媒体当然会有反弹式的回击，《环球时报》刊发的社论《警惕境外影响，但别被它扰乱》，让人看出中国又不高兴了，更让某些西方媒体对此喋喋不休了起来——中国将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异类！

中国外交上的“示弱”，或在南海油气开采权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多为国人不能理解，也给周边一些小国留下了“欺负一下中国也无妨”的印象。越南和菲律宾常在南海频频寻衅滋事，中国政府的反应似乎永远只有一个：严正抗议。虽然这其中有一个奥秘不被多数国人共识：南海问题的本质既是主权问题，但同时也是美国人意图对抗中国崛起的阴谋。可无论如何，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心病，但究竟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多数国人并没有一个可行的主张。南海，它就像长在人身上的毒瘤溃痈，消耗着人的营养，且还令人不知到底是该选用外科手术来割除瘤痈，还是选择中药慢慢化去毒瘤再收敛伤口？

在国际贸易舞台上，法律的欠缺让中国国际贸易经常遭受到阻击。从目前的中国看，法律并不是复杂而又完善的，对很多中国商人来讲还很习惯这样的法律系统。但如果要做长期业务的话，一个完备的法律却是非常重要的保障。30多年的中国对外贸易实践证明，中国因为很多法律法规不完善，参与国际贸易遭到了很多的起诉和障碍。

年底，朝鲜金正日的去世又将要考验一下中国的智慧和胆识。是让这一事件对中国构成挑战，还是为自己抓住了一个机会，以帮助朝鲜改变与世隔绝且好战的长期状态呢？美国、韩国、日本和俄罗斯正在谨慎地应对金正日去世的消息和时局。国内有专家认为，中国不太可能改变支持朝鲜的长期政策，但长期看中国会将金正日去世当做一个鼓励朝鲜引入市场化改革并摆脱外交孤立状态的机会。然而，朝鲜并不是中国的一枚棋子，虽然它绝对是中国的一道屏障或缓冲地带；朝鲜对中国的发展而言客观上也是一个累赘（中国对外援助三分之一强援给了朝鲜），但将这块“鸡肋”丢弃又万万不行……这个尖锐矛盾将决定中国的矛盾心态。权衡利弊和轻重之后，中国也必将要长期付出代价才得以笼络住朝鲜，而金正恩将如何行事需要时间检验，或为对手或为朋友，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如何在民族复兴和崛起的道路上一路走好，正成中国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是像野草般蔓延世界各地却又保持一付神情倨傲和姿势扭捏的神态，还是以大国心态和大国体型融入世界、或以自己的软硬实力开路屹立在世界的舞台上？各位国人：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和明说吗？

 

 亮点闪烁

 

即将逝去的2011年，对于中国而言亮点虽然屈指可数，但绝对够亮。这一年，嫦娥二号继续奔月、“神八”飞船和天宫一号在天上分合成功、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大国崛起令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但在这一年，“民族主义”这张牌似乎已经失灵，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之后，紧跟着的都是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房价开始下跌，也算是2011年的一个亮点，虽然房地产开发商十分地不情愿，但在国家行政行为面前，谁又会去以卵击石呢？从长远看，希冀房产开发商主动让利、以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肯定是不现实的。2011年，大量经适房、公租房的建设，让国民感到高层关爱子民、为民办事的决心。但经适房和公租房的分配如何，又不免让很多人忧心忡忡，因为往昔在这个问题上的腐败和作假，人们早已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

由于世界经济普遍地不景气，或者说复苏的脚步迈得太慢，中国难免身陷其中和深受其害了。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众多的微小企业濒临破产，如何拯救海量的微小企业并让它起死回生，中央和金融单位做了大量的工作，效果无疑是明显的。微小企业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中产阶级的骨干和主力军，如果这一阶级受伤过重，对社会稳定和经济继续发展肯定会产生严重后果。有恒产才有恒心，在这一阶级身上彰显得最为鲜明。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之后，尽管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忽然多于唱好，但客观地说，中国的经济虽存有官僚与资本苟合的扭曲结构，但其发展态势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差，而是更为平稳，更显澎湃，更在扎实地推进！

其实，言及这一年中国的亮点，远远不止于科技、军事和经济领域。在政治和文体领域，有一些事件同样可圈可点。2011年最引人瞩目的公民行动，莫过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潮。从江西新余女职工刘萍开始，评论家五岳散人、财经作家柳红、上海作家夏商、成都作家李承鹏、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天红、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等先后通过微博等方式，都表示自己将参与新一轮地方人大代表竞选。还有目前的乌坎村村民提出的“自治”口号，都在表明人民在新形势下的政治诉求和民主自觉，虽然所有的诉求都没有摆脱掉短命的厄运。

社会名人和网络红人的参选，无异于像被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并由微博兴起而贯穿民间。教师、白领、律师纷纷加入参选的队伍。参选原本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但最基本的权力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名人和红人们对参选拥有高涨的热情，却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找到一条通向公民社会的合法路径。因此，即便参选言行得到法律允许，可最后都以“昙花一现”般的速度寂寥收场。然而，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量，2011年中国公民这场自发的参选行为，将极具象征意义和历史意义，甚至可以说，对13亿公民来说它既是一次启蒙，也是一种觉醒。

这一年，因为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微博问政和草根微博已成蔚为大观之势。在多数传统主流媒体报道不出几篇有新闻价值或令老百姓欣喜若狂的新闻信息时，草根们的微博或视频却能将最为隐秘的新闻素材公之于众。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或许是“自媒体“时代和未来中国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一条最佳途径和康庄大道。

这一年，李娜成了亚洲有史以来夺得网球四大满贯赛事之一的法网女单冠军第一人。她在女单桂冠争夺中的表现值得大书特书，尽管她在其他的赛事中，失败的场次多于获胜的场次。

这一年，在城乡龃龉加剧的同时，知识文化界也是冲突四起，乱象丛生，早脱下面具和裤子的知识分子依然在为争山头而激斗。万民起诉茅于轼；方舟子打假质疑贺卫方也有众多助拳；五岳散人和吴天红在微博上约架引来群众围观；乌有之乡大战南方系；孔庆东连爆粗口大骂《南方人物周刊》；司马南和司马平邦沆瀣一气，挤兑“民煮逗士”……等等。虽然知识文化界的冲突多为口舌之争，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一年的浮躁心态。

如何看待知识文化界的乱象丛生，有人的指责或许会多于赞赏。但“公知分子”的吵吵嚷嚷也不是一无事处的，因为他们从来都是构筑公民社会的主力，他们只提供蓝图和方法论，能身体力行者并不多见。而其中的聪慧者，定然也不会出现吵架、造谣和相互攻讦现象，因为他们懂得：辱人者其实也是在自辱！

2011年的背影在渐渐远逝，2012年正向世界和中国走来。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年，人们肯定会有不少联想，自然也会想到美国电影《2012》。这部电影除了它的惊险刺激的画面和跌宕起伏的故事外，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有世界“末日”感的冲击。但不管电影中的预言如何，人类世界仍将存在和发展下去，而对于中国而言，笔者只能默念着这样两行谶语般的诗句：

“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有感》（李金发）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舒婷）